（一）读书治学的目的

（一）读书治学的目的

古人教育子孙读书进学，历来强调以圣贤之书来进行自身修养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然而传统的社会风尚却又以能否出仕为官作为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仕途便成为士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吕留良设馆梅花阁，教子侄读书之时，则完全没有仕途的目的。

吕留良生活于明清之际，曾是抗清志士，故而特别重视民族大义，坚守晚节，不仕清廷。作为明朝遗民，吕留良又与黄宗羲、张履祥、陆陇其、王锡阐、黄周星等著名遗民交游，对于遗民之节义的反思，也是其家训思想的重要特点。因其家族与个体曾历经明清两朝，内心多有反复挣扎，故特别重视于出处、辞受之中体现出来的节义之道。他在《四书讲义》中说：“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无论是对朱熹思想的阐发，还是对王阳明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夷夏之辨和君臣、封建、井田等问题的探析，都是从节义之道出发来加以探讨，多有其独到之处。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指出：“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可见作为清初著名理学家的吕留良，他所倡导的节义之道，对于个人的修身，特别是如何扎定脚跟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说，继承与发展朱熹的学术思想，而且以节义思想为核心，也是吕留良家训的突出特点。

节义之道最突出、最具影响力的主张就是“夷夏之防”。吕留良多次以《春秋》经传所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事迹，以及《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赞语为例，表达其思想。他在《四书讲义》中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君臣之义”固然是“人伦之至大”，君臣而后父子、夫妇，然而其中需要讲明的也就是节义。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讲明的只有出处、辞受的节义之道，至于必当选择“夷夏之防”而非选择“君臣之义”，也就在于节义大小的分辨，而不在于功名大小的分辨。

“夷夏之防”在当时明显针对的是由“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民族气节，也就成为吕留良家训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训》卷二为《谕大火帖》二十四则。大火，即吕留良的长子吕葆中，又名公忠，字无党，乳名大火。康熙二十年初夏，吕留良东庄观稼楼竣工，急需筹款装潢，大火奉父命奔走于金陵与福建两地，无暇顾及功名仕进，亲友为之惋惜。吕留良在《谕大火帖》中则说：“一径南行，亲知皆有惋惜之言，儿得无微动于中乎！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儿勉矣。”此文言简意明，期望其子承父志，要做“志士”，不要做“新贵”。

吕留良要求子侄把读书进学当作明理、知性的重要手段。《梅花阁斋规》起始即引名言：“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吕留良对此评论说：“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由此可见，他设馆授徒是把“育人”放在首位。读书进学是教人懂得待人接物之礼，是为了“修身养性”，塑造一个人的品性，培养一个人的节操。《家训》卷三《谕辟恶帖》之中说：“读书、执事，原无两义。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明则文自通达，于人情世故亦无所不贯，故曰‘无两义’。”辟恶，为留良次子吕主忠，又名时中，字无贰，乳名辟恶。在此文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读书以明理为要”，其他如文理通达、人情世故等都是次要的，明白书中义理之后自然就容易贯通了。还有对于孩子的买书，则非常鼓励，《谕大火》中说：“一路但见好书，遇才贤，勿轻放过。”《谕降娄帖》中说：“遇古书，为家中所无者，勿惜购买，此不与闲费为例也。”只要遇见家中没有的好书都不可轻易放过，买书的钱都不算闲钱，因为只有书中的义理才是真正可宝贵的。

（二）治学与治生

治生就是谋求生计。从吕留良涉及治学与治生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一贯的主张，治生是为了治学，治学当高于治生。

《家训》卷三《谕辟恶贴》中，吕留良述及辟恶就“治生”一事发表议论的文字，他说：“于汝兄案头见汝字，欲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此无甚谬。乃云文章一事，当以度外置之，此错却定盘针，连所谓治生之计通盘不是矣。”在他看来，治生与治学的关系不可颠倒，治生是为了治学，“欲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无大错，“乃云文章一事，当以度外置之”这就大错了，就会连治生之计也通盘不是了。吕留良一再表明自己开刻局卖书，“非求利也，志欲效法郑氏……正欲使后世子孙知礼义而不起谋利之心，庶几肯读书为善耳。若必置文章而谋治生，则大本已失，所谋者不过市井商贾之智”。读书而知礼明义，修身养性，这是人一辈子都不可或缺的，否则将沦入市井商贾甚至盗贼之中，只知谋利不知明道了。

治学当高于治生。他还在《谕辟恶贴》中说：“古人戒悠忽，正为无志于学耳。若志在货利，则其患又甚于悠忽矣。此种鄙俗见识，其根起于无知而傲，傲而不胜则惰，惰而不能改则自弃，弃者必自暴。”“喻义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实人禽中外之关。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所以，所谓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正是留良所痛斥的“悠忽”以至于无所立身的人。事实上，社会上多有治学反是为了治生的急功近利之徒，一旦出现读书而未获得好的谋生之道，未获得功名利禄，便以为读书无用，便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人心浮躁，目光短浅，其实就是因为不读书，正如吕留良所说：“医俗之法，止有读书通文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