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仗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夜）

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三夜彭一归，接弟十五书，具悉一切。

吉安此时兵势颇盛。军营虽以人多为贵，而有时亦有人多为累。凡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丽。今吉安各营，以余意揆之，自应以吉中营及老湘胡、朱等营为根株，为柱梁。此外如长和，如湘后，如三宝，虽素称劲旅，不能不侪之于枝叶、椽瓦之列。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椽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椽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史册所载战事，以人多而为害者不可胜数。近日如抚州万余人卒致败溃，次青本营不足以为根株、为梁柱也；瑞州万余人卒收成功，峙衡一营足以为根株、为梁柱也。弟对众营立论，虽不必过于轩轾，而心中不可无一定之权衡。

来书言弁目太少，此系极要关键。吾二十二日荐曾纪仁赴吉充什长，已收用否？兹冯十五往吉，若收置厨下，亦能耐辛苦。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峙有胆，迪、厚有胆有识），四曰营务整齐。吾所见诸将，于三者略得梗概，至于善觇敌情，则绝无其人。古之觇敌者，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某贼与伪主不协。今则不见此等好手矣。贤弟当于此四大端下功夫，而即以此四大端察同僚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家中大小平安。胡润之中丞奏请余率水师东下，二十七日送寄谕来家，兹抄寄弟营一阅。余俟续布。

◎评点：将才四大端

曾氏在此信中向九弟传授了几条治军的要诀。一曰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组建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仗，打仗所依赖的是战斗力，战斗力的形成决定于团体的凝聚，凝聚的要点在于聚集。那么，军气的聚集又靠的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铁的纪律；而与纪律相反的便是松散，它乃治军者之大敌。至于“宜忧危不宜悦豫”，乃是说的一种精神状态。士兵不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恰恰相反，要的是悦豫而不必太忧危。士兵所从事的是你死我活的职业，需要百倍的警惕及厮杀拼搏用鲜血和生命换取胜利的心理准备，这些都与忧危相连而与悦豫无干。

在另一则杂记中，曾氏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者相望，割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又以战国名将田单为例。田单在即墨时，处于危急之中，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故大破燕军。后来攻打狄国时，田单处志得意满之时，黄金横带，征歌逐舞，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故被狄人所败。又引《庄子》一书中的话“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作为根据，反复阐述军中切不可骄盈嬉乐的道理。

为帮助初出茅庐的老九遴选将才，曾氏又传授自己识拔将才的经验，即从知人用人、熟悉敌情、临阵发挥和日常管理四个方面来观察识别将领之才与不才。又特别指出前两点是对较高级别的人而言，而具备后两点才能的人，即便在低级武官中也有。

在另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曾氏对带兵之人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先前评点中所提到的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汲汲名利、耐受辛苦。又说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三个字。这里所侧重的是将领的个人修养，与前面所说的侧重于“才具”方面的相配合，可以看出曾氏“将才论”的全面观点。

致沅弟（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